[4]公民享有社会救助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同于宪法上建立在公民个体自我行动和自主能力之上的自由权，必然要求以政府履行积极的行政职责为对应的保障乃至于实现的措施。

其后，不断有公民、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提出审查建议，涉及到拆迁条例、劳教制度、男女退休年龄等社会极为关注的议题。2001年齐玉苓案件所引发的宪法司法化尝试，终因不符司法规则而昙花一现。

宪法的进步决定着国家的进步，在宪法情结日益浓厚、宪政呼声持续高涨的时代语境下，我们有必要从修宪程序、修宪原则、宪法文本、宪法监督等多个维度，更加深入地省视30年修宪、行宪、守宪、护宪的得失，以寻找宪法发展的未来方向。而1982年宪法诞生后的4次修改，均是以中共中央的具体修改建议为基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经法定审议程序后形成正式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再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事实上，一些公民权利迟迟没有扎根宪法，有着特殊的历史缘由。一些宪法学者因此认为，未来修宪的一个重点，应当是如何更合理地配置国家权力。与此同时，现行宪法中的程序性规定明显偏少，在立法技术上对宪法的适用性、可操作性考虑不足。

另一方面，因审查压力不堪重负，九届全国人大期间改变了主动审查的做法，转而采取2000年《立法法》所规定的被动审查方式，即不告不理。执政党反复强调的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又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早已成为耳熟能详的话语。所以，中国实行的是人大集权下的分权模式，而不是西方式的权力分立与制衡。

宪法监督机制如果不能最终落实到司法性程序上，很可能好看不能用。譬如财政部于 2012 年 3 月 17 日制定的《民航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构成了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这样的诉讼难以通过行政诉讼予以实施救济，因为法院行政诉讼法庭没有受理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的职权，需要专门的宪法诉讼法庭才能胜任。其实，宪法实施才是法律实施的关键，宪法实施意味着宪法权威的树立。而全国人大则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

以国家的名义推行宪法价值认同是凝聚民心民意的最好的方式，因而应以宪法价值整合社会各种价值，使之成为社会认同的主流价值。宪法权利在宪法上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或人权。

最后，从第 126 条规定看，人民法院只能依照法律而不是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因此，宪法实施不能进入司法适用之中。法律得到实施，便意味着通过法律得到具体化的宪法实质上也得到了实施。至于让宪法如何得以适用性实施，还需解放思想，尽快融入到世界宪法司法化潮流之中，使宪法真正成为法而进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四、宪法实施与后三十年宪法发展1982 年宪法颁行三十年了，无论实施得怎样，都已成为历史。

既然监督宪法的实施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那么从有权必有责的权责相一致原则分析，宪法只赋权而无相应宪法责任的规定。问题在于后三十年宪法如何实施，这直接关系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各级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检察权，以监督法律的正确实施，从而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实现。因为他们的基本权利最容易受到无视和蔑视，只有他们的基本权利得到了切实的立法和司法保护，基本权利的实施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宪法权利可以同时由法律予以确认与保障，由此形成法律权利，然而法律权利往往是一种与利益有关的权利，法律权利实现的义务主体一般是自然人或法人。依靠宪法序言中的宪法实施主体，则陷入主体宽泛且无责任担当的空洞说辞之中，必须的义务判断看似强烈，却无任何力量。

按照概念统一的语义规范要求，同时使用同一个概念，必须在同一个概念内涵上使用，如果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广义的，包括了宪法，那么就没有必要将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并列了。韩大元教授对此指出，法律之所以不能发挥有效作用，是因为作为法律的价值基础、道德基础、规范基础的宪法在中国社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就是它没有权威性，在这种情况下，再制定更多的法律、宣布什么法律体系形成也不能解决中国社会当下的问题［4］。

其次，宪法的非可诉性在学界与司法界还有市场。世界多数国家不是选择了美国的普通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的模式，就是选择了奥地利和德国的宪法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的模式。那么，为何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要拒绝权利法案？ 这其中的原因是： 他们相信权利法案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危险性。凡只表达法律含义的，一般都没有与宪法并列，纯粹在法律的狭义上使用。当权力全部是列举式的，则意味着未列举的即是人民所保留的权利，权力者不得逾越。首先，从序言所规定的保证宪法实施的主体看，一切国家机关的规定自然包括人民法院。

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还没有把宪法价值作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与社会价值共识时，即使国家颁布了宪法，也缺乏宪法实施的内在动力，从而出现有宪法无宪政的事实。一个国家政府如果不把保障人权作为其执政的理念，其执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又能持续多久呢？回到中国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规范上，1982年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部分就全国人大以及常委会、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国务院、地方各级人大和各级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等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的性质、职权范围、组织构成等均做出了明确规定。

［6］在此意义上，义务主体与责任主体是一致的。［2］根据该教材的观点，法律是立法机关依据宪法将宪法原则和规定予以具体化的行为规范，行政机关依法执法、司法机关依法司法、社会组织和个人依法守法不仅使法律得到了实施，同时也使宪法得到了实施。

中国宪法审查机制的启动需要相关主体提出要求或建议，但从有权提起宪法审查的要求主体看，由于它们不可能成为其利害关系人，因而缺乏提出宪法监督程序的直接利害动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地方人大以及省、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分别享有国家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作为立法机关，无论国家或地方权力机关均应以立法形式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各类权利和自由。

而中国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宪法》也将民主和人权作为宪法最核心的价值追求，把民主和人权视为宪法的最终归宿，并断言： 一部宪法，如果失去了对人权和民主的价值追求，就丧失了宪法的核心原则，从而也就不能称其为宪法。反之，如果宪法的规定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施，社会也不会把宪法价值作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与社会价值共识加以认同。这些给付性或赋权性规定皆要求国家主动采取某种立法措施，予以具体的法律实施和保障。与此同时，还需要对宪法实施的机制进行追问，即宪法实施依靠的力量是什么、宪法实施能否进入司法适用、现有的宪法审查制度能否成为宪法实施的有效机制以及后三十年宪法实施急需解决什么问题等等。

具体而言，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审查主体，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审查客体，由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提出违宪审查要求或建议，对法规是否与宪法相抵触之情形进行备案审查，并有权撤销与宪法相抵触或违背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凡是法律上的诉讼，往往通过法院可以得以实现，而宪法上的诉讼，人民法院却一般不予受理，因为它缺乏解决宪法诉讼的职能。

中国已宣布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如果宪法没有实施或者实施得不够好，宪法以外的法律也不会得到有效的实施。就社会组织和个人而言，如果其行为违反了法律，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张友渔就指出： 宪法只能规定原则，规定最基本的问题，条文比较抽象一些，不能很具体，要贯彻实施宪法还必须通过宪法制定的法律［1］183。反之，如果一个社会不顾少数人或个体人权的保护，而一味地以牺牲他们的人权为满足多数人权利的代价，则该社会即会倾向于多数压迫少数的危险，这对于人权保护也是极具危害性的。

宪法能否实施，不能只看一个国家有无宪法。法律实施意味着宪法实施的观点根本否定了宪法实施的必要性。在一个社会中，往往多数人的人权容易得到实现，而少数人或个体的人权诉求难以被重视、甚至被忽视或蔑视。因此，法治首先是宪法之治，没有宪法之治的法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具体表现在： 首先，宪法文本与其实施的悖论与冲突依旧存在，这可能成为宪法实施的制度性阻碍因素。然而，宪法的政策性条款不是宪法的全部，更不是宪法的核心与灵魂，宪法的核心与灵魂在于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

笔者认为，现有的宪法审查制度还不能成为中国宪法实施的有效机制。宪法实施中的最终问题将会归结于对宪法价值的认同问题。

如果宪法没有权威，又何谈法律之权威呢？ 在此意义上，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之命题才能成立。所以，由于权力规范是活的，而基本权利规范是死的，这就无法启动权利制约权力的宪法机制以权利来对抗权力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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