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是全球信用最好的货币之一。

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不断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努力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期，货币发行过多，物资紧缺，以黑市价格为标志的物价涨幅很大，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

改革开放后，政府与时俱进地改进管理各类金融机构的工具与手段，禁止国有银行违规发放贷款，禁止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注意甄别金融创新与金融科技创新，有效管理影子银行、网络金融，维护金融运行秩序的稳定，为深化改革开放创造了较好的金融环境。当金融业进行炒作股票、炒作楼盘、炒作农副产品、相互拆借自我循环等脱离实体经济情况时，政府立即出台金融政策，制止、纠正、引导金融业回归本源，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为发展经济服务。在治理经济过热或促进社会投资方面，则通过实施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如定向降低准备金率、特种存款、常备借贷便利，调控货币供给，促进经济增长。严格管理金融机构，才能保证金融业有序运行。例如，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应对物价波动，紧急冻结国家银行的机关事业单位存款，以减少现金支出。

通过综合信贷计划，以定额流动资金信贷、季节性信贷等方式，金融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了重工业部门。在中财委统一领导下，贸易部门抛售物资，暂减收购。事实上，一方面对于多数中小支付机构来说，与商业银行的合作可能实现功能互补，服务效果叠加。

另一方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果最终还是体现在客户感受层面，这就是要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四、完善行业合作模式，夯实金融基础设施生态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强调安全、高效，也需注重互联互通、标准化建设与合作共赢，支付机构作为支付清算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积极践行相关原则。这对于支付机构更好地支持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需求、产业数字化转型等，都有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的价值。综合来看，《条例》是影响非银行支付行业发展进程的一份重要行政法规，也是从支付角度落实金融强国建设目标的重要制度保障之一。

支付机构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有关规定和双方约定处理用户信息。因此，《条例》的出台进一步提升了行业的法律规范层级，有助于不断优化行业秩序与营商环境，顺应了中央支持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的战略方向，在推动良币驱逐劣币的前提下，能够提升支付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信心和活力。

与之相应，支付机构的行业监管规则也在不断探索完善，从2005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公告形式颁布《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到2010年6月18日发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再到如今国务院公布《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用以保障支付机构稳定、健康、高效发展的体制机制变得更加完善，必然有助于平衡好支付机构发展中的价值与安全跷跷板。此外，《条例》依法加大了对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以进一步提升违法违规成本，对潜在行业劣币起到震慑作用。作者：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杨涛 进入专题： 非银支付 金融强国 。我们看到，《条例》由点及面提出许多致力于完善行业内外生态的规定。

例如，《条例》指出国家引导、鼓励支付机构与商业银行开展合作，通过银行账户为单位用户提供支付服务。有鉴于此，《条例》对于支付业务的重新界定，不仅具有突出的政策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从银行卡支付、扫码支付到刷脸支付、刷掌支付, 满足了用户多样化、个性化的支付需求，但由于支付理论研究滞后于支付创新实践，使得诸多新兴支付工具的概念无法形成共识，支付业务的边界也变得模糊。再比如，《条例》强调支付机构不得将涉及资金安全、信息安全等的核心业务和技术服务委托第三方处理。

另一方面对于具备较好服务能力与风险管理水平的支付机构来说，也给予了为企业提供账户服务的适度空间，以及商业银行协助改善相关服务的可能性。由此，《条例》把保护用户合法权益作为重中之重，如特别强调支付应当按照公平原则拟定协议条款，保障用户知情权和选择权，以及充分揭示支付交易各方的权利义务，加强用户信息保护等。

加强全球视野下的支付理论、政策与实践研究，为《条例》引领非银行支付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基础。例如，《条例》指出支付机构应当遵循反洗钱与反恐怖主义融资、反电信诈骗、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打击赌博等规定，采取必要措施防范违法犯罪活动，旨在从支付环节为黑灰产业、非法活动戴上紧箍咒。

当然，《条例》要充分发挥应用的价值，还需要持续梳理和完善各类已有政策文件，发挥《条例》的统筹协调作用。另一方面，《条例》也对支付机构提高自身服务能力提出了更多要求。对此，一方面我们看到，近年来支付机构在快速发展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风险和问题，同时由于支付作为交易终端的特殊性，也产生了某些把经济活动风险归因于支付环节的倾向，由此也导致了行业健康发展的预期转弱。再如，《条例》指出支付机构为跨境交易提供服务的，应当遵守跨境支付、跨境人民币业务、外汇管理以及数据跨境流动的有关规定，也是为跨境支付服务的顺畅展业而保驾护航。 2023年10月30日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并且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这成为未来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引。我们看到，随着数字技术与支付产业的快速融合，支付创新的伴生风险不容忽视，支付机构的违规经营也时有发生。

二、实现行业结构优化，积极助力金融高质量发展正如金融强国建设要解决我国金融发展大而不强的矛盾，支付行业也存在类似的挑战。一、引导行业创新发展，高效满足实体经济需求当前，金融业的重要历史使命就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如果说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那么包括银行机构和支付机构等在内的支付行业就如同经济肌体的血管，用以承载和保障金融血液的畅通。

对此，《条例》中的大量内容都是着眼于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以加强全链路、全周期监管为抓手，努力改善行业秩序与市场环境。这些内容都进一步明确了开展行业合作的红线，也为在合规前提下进一步发挥数据要素价值、推动行业技术与业务合作提供了依据。

支付机构与其关联公司共享用户信息的，应当向用户充分披露相关信息并取得用户同意，且需确保关联公司的用户信息处理活动安全合规，等等。对此，《条例》涉及到的业务模式、用户保护、跨境展业等，对于适应国际支付领域的游戏规则，稳步提升支付行业制度型开放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条例》把支付业务划分为储值账户运营与支付交易处理两类，既符合了现代零售支付创新的内在规律，也适应了基于账户的中国特色支付创新的特点，最终有助于对新兴支付活动进行穿透式监管。可以预见，这将促使支付机构更加合规、及时、精准、适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支付需求。自本世纪初以来，伴随经济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非银行支付机构（以下简称支付机构）逐渐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与发展道路，同时也面临逐渐衍生的各类挑战。一方面，支付工具创新的共性特征都是围绕支付安全，利用各种新技术来改善身份、资金与风险识别，降低支付成本和摩擦，使交易变得更加安全、便捷和高效。

如针对支付机构的合规管理、内部控制、业务管理、风险管理等制度设计，对业务系统、设施、技术、网络与数据管理等基础设施保障，对用户与商户的充分识别与完善服务等业务重点，都做了全面而缜密的描述，有利于引导支付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支付机构持续自我赋能。另一方面，按照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要求，在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的原则下，我们亟须稳步扩大金融市场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其中支付行业的开放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国已形成了包括银行业机构、支付机构、基础设施运营机构、外包服务机构、金融科技公司等在内的、庞大的支付产业链，其中支付机构发展的部分数量型指标虽在全球居于前列，但同时也需继续改善发展质量、结构配置、服务效率与效果等。从支付创新的全球趋势来看，支付工具与账户之间的资金流、信息流转移关系，构成了认识新兴支付模式的核心视角

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增长没有外部推动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有开放的、国际化的视野，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外部需求收缩。在这个方面，它和已经国际化的货币，如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相比一点都不差，但人民币没有完成自由化，尽管本身信用很好，但影响力仍有限。

问：今年以来，中特估话题特别火，您认为应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吴晓求：对照西方成熟资本估值理论来说，中国市场存在包括文化、法律、制度在内的不同背景，这三个因素在中国的估值理论变量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就资本市场而言，从规范市场角度看，起始于深交所、上交所的设立运行，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开启了金融现代化的航程，迄今已有33年历史。问：过去45年中，金融领域哪些改革开放令您印象最深？为什么？吴晓求：我个人认为，已经完成的、最重要的就是股权分置改革。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进入专题： 金融市场改革 。

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对全球影响力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本国货币的影响力。第四，如何优化中国资本市场的监管能力。

具体看，中国资本市场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其次，在开放过程中，要不要做成一个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由市场来决定的金融模式。

所以，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要深刻理解外部市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要认真学习借鉴成熟市场，这其中估值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将在中国元素纳入估值理论中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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